民事诉讼中的免证事实？民事诉讼案件待证事实的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2020最新)

2019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修改决定》）。

根据《修改决定》重新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共100条。修改后的《民事证据规定》中，保留原《民事证据规定》条文未作修改的11条，对原《民事证据规定》条文修改的41条，新增加条文47条。

《修改决定》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1.完善“书证提出命令”制度，扩展当事人收集证据的途径；

2.修改、完善当事人自认规则，更好平衡当事人处分权行使和人民法院发展真实的需要；

3.完善当事人、证人具结和鉴定人承诺制度以及当事人、证人虚假陈述和鉴定人虚假鉴定的制裁措施，推动民事诉讼诚实信用原则的落实；

4.补充、完善电子数据范围的规定，明确电子数据的审查判断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已于2019年10月1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9年12月25日

法释〔2019〕19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1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10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77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修正）

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审理民事案件，保障和便利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民事审判经验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一、当事人举证

第一条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

第二条人民法院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举证的要求及法律后果，促使当事人在合理期限内积极、全面、正确、诚实地完成举证。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询问、调查过程中，或者在起诉状、答辩状、代理词等书面材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四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其仍然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事实的承认。

第五条当事人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的，除授权委托书明确排除的事项外，诉讼代理人的自认视为当事人的自认。

当事人在场对诉讼代理人的自认明确否认的，不视为自认。

第六条普通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的自认，对作出自认的当事人发生效力。

必要共同诉讼中，共同诉讼人中一人或者数人作出自认而其他共同诉讼人予以否认的，不发生自认的效力。其他共同诉讼人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经审判人员说明并询问后仍然不明确表示意见的，视为全体共同诉讼人的自认。第七条一方当事人对于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于己不利的事实有所限制或者附加条件予以承认的，由人民法院综合案件情况决定是否构成自认。

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事实，不适用有关自认的规定。

自认的事实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

第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销自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二）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的。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撤销自认的，应当作出口头或者书面裁定。第十条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一）自然规律以及定理、定律；（二）众所周知的事实；（三）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四）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出的另一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六）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七）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前款第二项至第五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反驳的除外；第六项、第七项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十一条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者原物。

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

第十二条

以动产作为证据的，应当将原物提交人民法院。

原物不宜搬移或者不宜保存的，当事人可以提供复制品、影像资料或者其他替代品。

人民法院在收到当事人提交的动产或者替代品后，应当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到人民法院或者保存现场查验。

第十三条

当事人以不动产作为证据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供该不动产的影像资料。

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到场进行查验。

第十四条电子数据包括下列信息、电子文件：

（一）网页、博客、微博客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二）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三）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四）文档、图片、音频、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五）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

第十五条

当事人以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存储该视听资料的原始载体。

当事人以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的，应当提供原件。

电子数据的制作者制作的与原件一致的副本，或者直接来源于电子数据的打印件或其他可以显示、识别的输出介质，视为电子数据的原件。

第十六条当事人提供的公文书证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该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形成的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的证据是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当履行相关的证明手续。

第十七条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第十八条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责令当事人提供有关证据。

第十九条

当事人应当对其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对证据材料的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签名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

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注明证据的名称、份数和页数以及收到的时间，由经办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二、证据的调查收集和保全

第二十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应当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所要调查收集的证据名称或者内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原因及其要证明的事实以及明确的线索。

第二十一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书证，可以是原件，也可以是经核对无误的副本或者复制件。是副本或者复制件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来源和取证情况。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物证应当是原物。被调查人提供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提供复制品或者影像资料的，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取证情况。

第二十三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原始载体。

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提供复制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调查笔录中说明其来源和制作经过。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采取证据保全措施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十四条人民法院调查收集可能需要鉴定的证据，应当遵守相关技术规范，确保证据不被污染。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申请书应当载明需要保全的证据的基本情况、申请保全的理由以及采取何种保全措施等内容。

当事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申请证据保全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法律、司法解释对诉前证据保全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办理。

第二十六条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采取查封、扣押等限制保全标的物使用、流通等保全措施，或者保全可能对证据持有人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申请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担保方式或者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保全措施对证据持有人的影响、保全标的物的价值、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争议的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综合确定。

第二十七条人民法院进行证据保全，可以要求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到场。

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和具体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采取查封、扣押、录音、录像、复制、鉴定、勘验等方法进行证据保全，并制作笔录。在符合证据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选择对证据持有人利益影响最小的保全措施。

第二十八条申请证据保全错误造成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人民法院采取诉前证据保全措施后，当事人向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采取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将保全的证据及时移交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

第三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认为待证事实需要通过鉴定意见证明的，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并指定提出鉴定申请的期间。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委托鉴定。

第三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提出，并预交鉴定费用。逾期不提出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的，视为放弃申请。

对需要鉴定的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无正当理由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者拒不提供相关材料，致使待证事实无法查明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二条人民法院准许鉴定申请的，应当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当事人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指定。

人民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的，可以在询问当事人的意见后，指定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人。人民法院在确定鉴定人后应当出具委托书，委托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事项、鉴定范围、鉴定目的和鉴定期限。

第三十三条鉴定开始之前，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签署承诺书。承诺书中应当载明鉴定人保证客观、公正、诚实地进行鉴定，保证出庭作证，如作虚假鉴定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等内容。

鉴定人故意作虚假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应当组织当事人对鉴定材料进行质证。

未经质证的材料，不得作为鉴定的根据。

经人民法院准许，鉴定人可以调取证据、勘验物证和现场、询问当事人或者证人。

第三十五条鉴定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期限内完成鉴定，并提交鉴定书。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提交鉴定书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另行委托鉴定人进行鉴定。人民法院准许的，原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委托法院的名称；（二）委托鉴定的内容、要求；（三）鉴定材料；（四）鉴定所依据的原理、方法；（五）对鉴定过程的说明；（六）鉴定意见；（七）承诺书。鉴定书应当由鉴定人签名或者盖章，并附鉴定人的相应资格证明。委托机构鉴定的，鉴定书应当由鉴定机构盖章，并由从事鉴定的人员签名。

第三十七条人民法院收到鉴定书后，应当及时将副本送交当事人。

当事人对鉴定书的内容有异议的，应当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间内以书面方式提出。对于当事人的异议，人民法院应当要求鉴定人作出解释、说明或者补充。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鉴定人对当事人未提出异议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或者补充。第三十八条当事人在收到鉴定人的书面答复后仍有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通知有异议的当事人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并通知鉴定人出庭。有异议的当事人不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的，视为放弃异议。

双方当事人对鉴定意见均有异议的，分摊预交鉴定人出庭费用。

第三十九条鉴定人出庭费用按照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标准计算，由败诉的当事人负担。因鉴定意见不明确或者有瑕疵需要鉴定人出庭的，出庭费用由其自行负担。

人民法院委托鉴定时已经确定鉴定人出庭费用包含在鉴定费用中的，不再通知当事人预交。

第四十条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一）鉴定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二）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三）鉴定意见明显依据不足的；（四）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存在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鉴定人已经收取的鉴定费用应当退还。拒不退还的，依照本规定第八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处理。对鉴定意见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补充鉴定或者补充质证、重新质证等方法解决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的申请。重新鉴定的，原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四十一条对于一方当事人就专门性问题自行委托有关机构或者人员出具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或者理由足以反驳并申请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十二条鉴定意见被采信后，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撤销鉴定意见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并可以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鉴定人进行处罚。当事人主张鉴定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人民法院采信鉴定意见后准许鉴定人撤销的，应当责令其退还鉴定费用。第四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勘验前将勘验的时间和地点通知当事人。当事人不参加的，不影响勘验进行。当事人可以就勘验事项向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和说明，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注意勘验中的重要事项。人民法院勘验物证或者现场，应当制作笔录，记录勘验的时间、地点、勘验人、在场人、勘验的经过、结果，由勘验人、在场人签名或者盖章。对于绘制的现场图应当注明绘制的时间、方位、测绘人姓名、身份等内容。

第四十四条摘录有关单位制作的与案件事实相关的文件、材料，应当注明出处，并加盖制作单位或者保管单位的印章，摘录人和其他调查人员应当在摘录件上签名或者盖章。

摘录文件、材料应当保持内容相应的完整性。

第四十五条当事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书应当载明所申请提交的书证名称或者内容、需要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及事实的重要性、对方当事人控制该书证的根据以及应当提交该书证的理由。

对方当事人否认控制书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法律规定、习惯等因素，结合案件的事实、证据，对于书证是否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的事实作出综合判断。

第四十六条人民法院对当事人提交书证的申请进行审查时，应当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要求双方当事人提供证据、进行辩论。

当事人申请提交的书证不明确、书证对于待证事实的证明无必要、待证事实对于裁判结果无实质性影响、书证未在对方当事人控制之下或者不符合本规定第四十七条情形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当事人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裁定，责令对方当事人提交书证；理由不成立的，通知申请人。

第四十七条

下列情形，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应当提交书证：

（一）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在诉讼中曾经引用过的书证；（二）为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制作的书证；（三）对方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查阅、获取的书证；（四）账簿、记账原始凭证；（五）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提交书证的其他情形。

前款所列书证，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当事人或第三人的隐私，或者存在法律规定应当保密的情形的，提交后不得公开质证。

第四十八条控制书证的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书证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所主张的书证内容为真实。

控制书证的当事人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对方当事人主张以该书证证明的事实为真实。

三、举证时限与证据交换

第四十九条被告应当在答辩期届满前提出书面答辩，阐明其对原告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的意见。

第五十条人民法院应当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和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等内容。第五十一条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并经人民法院准许。

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适用第一审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少于十五日，当事人提供新的证据的第二审案件不得少于十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得超过十五日，小额诉讼案件的举证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七日。

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提供反驳证据或者对已经提供的证据的来源、形式等方面的瑕疵进行补正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再次确定举证期限，该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期间限制。

第五十二条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存在客观障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在该期限内提供证据确有困难”的情形。

前款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不能在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的原因等因素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听取对方当事人的意见。

第五十三条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第五十四条

当事人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申请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适当延长举证期限，并通知其他当事人。延长的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申请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并通知申请人。

第五十五条存在下列情形的，举证期限按照如下方式确定：

（一）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举证期限中止，自驳回管辖权异议的裁定生效之日起恢复计算；（二）追加当事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者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本规定第五十一条的规定为新参加诉讼的当事人确定举证期限，该举证期限适用于其他当事人；（三）发回重审的案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发回重审的原因，酌情确定举证期限；（四）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重新确定举证期限；（五）公告送达的，举证期限自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计算。

第五十六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四项的规定，通过组织证据交换进行审理前准备的，证据交换之日举证期限届满。

证据交换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

第五十七条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

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

第五十八条当事人收到对方的证据后有反驳证据需要提交的，人民法院应当再次组织证据交换。

第五十九条人民法院对逾期提供证据的当事人处以罚款的，可以结合当事人逾期提供证据的主观过错程度、导致诉讼迟延的情况、诉讼标的金额等因素，确定罚款数额。

四、质证

第六十条当事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证据。

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准许。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交对方当事人。

第六十一条对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进行质证时，当事人应当出示证据的原件或者原物。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出示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者原物已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或者原物一致的。

第六十二条质证一般按下列顺序进行：

（一）原告出示证据，被告、第三人与原告进行质证；（二）被告出示证据，原告、第三人与被告进行质证；（三）第三人出示证据，原告、被告与第三人进行质证。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第三人进行质证。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由审判人员对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况进行说明后，听取当事人的意见。

第六十三条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的陈述。

当事人的陈述与此前陈述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责令其说明理由，并结合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证据和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审查认定。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六十四条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当事人本人到场，就案件的有关事实接受询问。

人民法院要求当事人到场接受询问的，应当通知当事人询问的时间、地点、拒不到场的后果等内容。

第六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询问前责令当事人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保证书应当载明保证据实陈述，绝无隐瞒、歪曲、增减，如有虚假陈述应当接受处罚等内容。当事人应当在保证书上签名、捺印。当事人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宣读并进行说明。

第六十六条

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拒不签署或宣读保证书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情况，判断待证事实的真伪。待证事实无其他证据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不利于该当事人的认定。

第六十七条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不能作为证人。

待证事实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作为证人。

第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审判人员和当事人的询问。证人在审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院调查、询问等双方当事人在场时陈述证言的，视为出庭作证。

双方当事人同意证人以其他方式作证并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

无正当理由未出庭的证人以书面等方式提供的证言，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六十九条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应当载明证人的姓名、职业、住所、联系方式，作证的主要内容，作证内容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以及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第七十条人民法院准许证人出庭作证申请的，应当向证人送达通知书并告知双方当事人。通知书中应当载明证人作证的时间、地点，作证的事项、要求以及作伪证的法律后果等内容。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没有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必要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当事人的申请。

第七十一条人民法院应当要求证人在作证之前签署保证书，并在法庭上宣读保证书的内容。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证人的除外。

证人确有正当理由不能宣读保证书的，由书记员代为宣读并进行说明。

证人拒绝签署或者宣读保证书的，不得作证，并自行承担相关费用。

证人保证书的内容适用当事人保证书的规定。

第七十二条证人应当客观陈述其亲身感知的事实，作证时不得使用猜测、推断或者评论性语言。

证人作证前不得旁听法庭审理，作证时不得以宣读事先准备的书面材料的方式陈述证言。证人言辞表达有障碍的，可以通过其他表达方式作证。

第七十三条证人应当就其作证的事项进行连续陈述。

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或者旁听人员干扰证人陈述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七十四条审判人员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经审判人员许可后可以询问证人。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要求证人之间进行对质。

第七十五条

证人出庭作证后，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证人出庭作证费用。证人有困难需要预先支取出庭作证费用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证人的申请在出庭作证前支付。

第七十六条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申请以书面证言、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等方式作证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书中应当载明不能出庭的具体原因。

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七十七条证人经人民法院准许，以书面证言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以视听传输技术或者视听资料方式作证的，应当签署保证书并宣读保证书的内容。

第七十八条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对证人的询问与待证事实无关，或者存在威胁、侮辱证人或不适当引导等情形的，审判人员应当及时制止。必要时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证人故意作虚假陈述，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妨碍证人作证，或者在证人作证后以侮辱、诽谤、诬陷、恐吓、殴打等方式对证人打击报复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对行为人进行处罚。

第七十九条鉴定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

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审理三日前将出庭的时间、地点及要求通知鉴定人。

委托机构鉴定的，应当由从事鉴定的人员代表机构出庭。

第八十条鉴定人应当就鉴定事项如实答复当事人的异议和审判人员的询问。当庭答复确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准许，可以在庭审结束后书面答复。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将书面答复送交当事人，并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必要时，可以再次组织质证。第八十一条

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人民法院应当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或者组织对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人予以处罚。当事人要求退还鉴定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三日内作出裁定，责令鉴定人退还；拒不退还的，由人民法院依法执行。当事人因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八十二条经法庭许可，当事人可以询问鉴定人、勘验人。

询问鉴定人、勘验人不得使用威胁、侮辱等不适当的言语和方式。

第八十三条当事人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二条的规定，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的，申请书中应当载明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基本情况和申请的目的。

人民法院准许当事人申请的，应当通知双方当事人。

第八十四条审判人员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经法庭准许，当事人可以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询问，当事人各自申请的有专门知识的人可以就案件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对质。

有专门知识的人不得参与对鉴定意见质证或者就专业问题发表意见之外的法庭审理活动。

五、证据的审核认定

第八十五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根据依法作出裁判。

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

第八十六条当事人对于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于口头遗嘱或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与诉讼保全、回避等程序事项有关的事实，人民法院结合当事人的说明及相关证据，认为有关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较大的，可以认定该事实存在。第八十七条审判人员对单一证据可以从下列方面进行审核认定：（一）证据是否为原件、原物，复制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二）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三）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四）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五）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第八十八条审判人员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

第八十九条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当事人对认可的证据反悔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处理。

第九十条下列证据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一）当事人的陈述；（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作的与其年龄、智力状况或者精神健康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三）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陈述的证言；（四）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五）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制件、复制品。

第九十一条公文书证的制作者根据文书原件制作的载有部分或者全部内容的副本，与正本具有相同的证明力。

在国家机关存档的文件，其复制件、副本、节录本经档案部门或者制作原本的机关证明其内容与原本一致的，该复制件、副本、节录本具有与原本相同的证明力。

第九十二条私文书证的真实性，由主张以私文书证证明案件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私文书证由制作者或者其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捺印的，推定为真实。私文书证上有删除、涂改、增添或者其他形式瑕疵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判断其证明力。

第九十三条人民法院对于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应当结合下列因素综合判断：

（一）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完整、可靠；（二）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或者不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时对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是否有影响；（三）电子数据的生成、存储、传输所依赖的计算机系统的硬件、软件环境是否具备有效的防止出错的监测、核查手段；（四）电子数据是否被完整地保存、传输、提取，保存、传输、提取的方法是否可靠；（五）电子数据是否在正常的往来活动中形成和存储；（六）保存、传输、提取电子数据的主体是否适当；（七）影响电子数据完整性和可靠性的其他因素。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鉴定或者勘验等方法，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第九十四条电子数据存在下列情形的，人民法院可以确认其真实性，但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除外：

（一）由当事人提交或者保管的于己不利的电子数据；（二）由记录和保存电子数据的中立第三方平台提供或者确认的；（三）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形成的；（四）以档案管理方式保管的；（五）以当事人约定的方式保存、传输、提取的。电子数据的内容经公证机关公证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真实性，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第九十五条

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

第九十六条人民法院认定证人证言，可以通过对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的综合分析作出判断。

第九十七条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对当事人无争议的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

六、其他

第九十八条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据，阻止证人作证，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十九条本规定对证据保全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法律、司法解释关于财产保全的规定。

除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外，对当事人、鉴定人、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询问参照适用本规定中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关于书证的规定适用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存储在电子计算机等电子介质中的视听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第一百条本规定自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本规定公布施行后，最高人民法院以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不再适用。

王某不是赌场股东法院生效判决不能作为刑事案件的免证事实

作者：广东海印律师事务所黄荣生律师

法院生效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被作为免证事实，在后面审理的案件中直接引用，这种做法似乎已经“深入人心”。

原因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对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

这两条规定明确肯定了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效力，但这是针对行政和民事案件的。在刑事中，法院生效的裁判文书认定的事实是否也可直接引用来进行判决呢？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存在很大争议。

我最近办理的王某开设赌场罪一案，就遇到这个问题。王某因涉嫌开设赌场罪，于2020年8月11日被刑事拘留，很快又被逮捕。

具体案情是：王某是海外留学归国人员。2019年8月12日开始，利用晚上时间到朋友开设的一个棋牌室做临时工，朋友给的报酬是每小时70元。2019年8月26日在棋牌室的赌场被公安机关侦破，其中有两个人黄某和梁某已经被法院以犯开设赌场罪为由判决有期徒刑。这两个人自称是赌场工作人员，其中的黄某指证王某是赌场股东，这份判决书在王某缺席的情况下直接采信黄某的说法，写明王某是赌场的股东。

我是2020年11月6日接办这件案的。第二天经预约申请会见了王某。会见时，王某说他已经认罪认罚，希望判6个月的有期徒刑，这样就能回家过年。说他只是在赌场帮客人买香烟和外卖，前后只拿到5千元的工资，怎么能成为赌场的股东呢？

案件程序已经到了审查起诉阶段。会见后我就到检察院阅卷，检察院给了一张光碟。案卷材料很简单，只有二卷。里面确实有黄某的关于王某是股东的说法，也有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王某是赌场股东的内容。

看完案卷后，我给检察院提交了辩护意见，认为：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第三条的“明知他人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论处:(一)提供赌博机、资金、场地、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的;(二)受雇参与赌场经营管理并分的;(三)为开设赌场者组客源，收取回扣、手续费的;(四)参与赌场管理并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五)提供其他直接帮的”规定，王某并没有实施上面规定的任何行为，因此不是开设赌场的共犯。

《意见》第七条又规定，“办理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的案件，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重点打击赌场的出资者、经营者，对受雇佣为赌场从事接送参赌人员、望风看场、发牌坐庄、兑换筹码等活动的人员，除参与赌场利润分成或者领取高额固定工资的以外，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可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王某只帮赌场的客人买烟和外卖，领取不固定的少量工资（黄某领了6万，梁某领了1.4万），也不应当被追究刑事责任。

经办检察官收到我的辩护意见后，打来电话，问我看到案卷上的判决书了没有，判决书已经写明王某是赌场股东。我说看到了，但这份判决在本案中只能证明黄某和梁某行为构成开设赌场罪，被判了刑，不能证明王某是赌场股东。检察官说，最高检察院有规定，判决书直接可以做证据，不需再用证据证明。我说按刑诉法的规定所有证据需查证属实，用生效的判决来作为免证事实的证据，实际上就剥夺了当事人的辩护权了。检察官说，如果我有不同意见最好以书面材料形式寄给她。

我随即给她写了以下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证据必须经过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先到案共犯的生效裁判文书只是一种书证，它所证明的是共同犯罪人因共同犯罪被定罪判刑的情况，而不能直接证明后到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关于统一全省法院刑事证据采信标准的调研报告》指出："对于其他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是否属于免证事实，认识上有争议。外省法院所制定的刑事证据规则中，有的将此规定为免证事实，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如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犯罪人甲先归案，先被判决，在甲的刑事判决中，已认定乙与甲共同作案。乙随后归案，法院在对乙审理时，如果直接援引甲的刑事判决中所认定的事实，迳行对乙定罪量刑，则剥夺了乙的辩护权，实质上是缺席判决，这和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律规定及诉讼理念是相悖的。故在拟制定的刑事证据采信标准中，不将其他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规定为免证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497号指导案例"何永国抢劫案"的裁判理由对这个问题有充分的说理和论证："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出台专门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有意见认为，在判断已生效刑事裁判文书的效力时，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证据规则，已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所确认的事实，属于无须举证证明或者法庭可以直接认定的事实，进而认为，当公诉人在法庭上举出已生效共犯的裁判文书作为证据质证时，意味着该文书所采信的证据可以理所当然地成为指控在审案件被告人的证据，无须再一一加以质证。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八条规定，对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对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这两条规定虽然明确肯定了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的效力，但这种规定不是绝对的，当事人可以提出相反证据推翻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况且，更为关键的是，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法律后果的承担上有质的差别，其证明标准远低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因此二者的证据规则对于刑事诉讼只有参考意义，不能依照执行。"

所以，已经生效的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不能作为正在审理的刑事案件的免证事实来认定。

2020年12月17日，区法院开庭审理了王某的开设赌场罪案。开庭前，我和王某沟通，因为此前已经他认罪认罚，并签署了认罪认罚的文件。我说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独立于被告人作出辩护，我重点讲法律问题。

庭审是远程视频进行。被告人在看守所，法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检察官，辩护人和旁听的王某父母总共8个人都带了口罩坐在空空荡荡的第一法庭开庭，通过屏幕看到带口罩的王某。

在法庭调查过程，我一直往王某不是赌场股东这方面问话、质证。尤其是对公诉人提交的判决书，我认为不能证明王某是赌场股东。

在发表辩护意见时，我再次围绕生效判决不能作为免证事实的观点进行论述。法官打断我的话问公诉人，公诉人是否还坚持用这份判决来证明王某是赌场股东？公诉人说，不坚持。在发表辩护意见时，我再次围绕生效判决不能作为免证事实的观点进行论述。法官打断我的话问公诉人，公诉人是否还坚持用这份判决来证明王某是赌场股东？公诉人说，不坚持。

公诉人的回答，让我放下心来。接下来，我继续提出，排除了王某是股东的观点，那王某在本案中只有实施买烟和外卖的行为了，参照《意见》第三条和第七条的规定，不应追究王某的刑事责任。

因为王某的目标是判六个月能回家过年，为保险起见，我要考虑他的利益。因此最后提出，辩护人的职责是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辩护的，独立于被告人。但如果合议庭经合议认为王某构成开设赌场罪，那么请合议庭根据王某是初犯、在本案中起辅助作用是从犯和认罪认罚的事实，对王某从轻、从宽处罚。

合议庭休庭十分钟合议后当庭判决，认定王某在赌场帮赌客买香烟和外卖，判决王某有期徒刑6个月。王某当庭表示不上诉。

这件案公诉人没有再坚持生效判决可以做为刑事案免证事实认定的观点，没有再坚持王某是赌场股东。合议庭也没有认同这一观点，也没有认定王某是赌场股东，王某刑期自然比是赌场股东的刑期要短。

但对我来说，对这样的判决不上诉心有不甘。因为既然认定王某只在赌场帮赌客买香烟和外卖，那就应当参照《意见》的规定，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从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应该在二审有个最终的说法。

于王某已经很满意这样的判决结果，而且当庭表示不上诉，作为辩护人，只能尊重他的意见。为了证明我的正确让他把官司打到二审，这不现实。只能说有遗憾。

我国民事诉讼中三种事实证明标准及适用情形

作者：熊承星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

关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事实

证明标准

问题，此前我曾在解读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的文章中有过简单概述，本篇从实务角度专门将证明标准问题拎出来详细说说。

证明标准这种制度规定，于我国而言属于“舶来品”，确实是借鉴了英美法系、大陆法系等国家证据法的规定。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也有了自己较为完善的证明标准体系。就某一诉讼案件而言，原告方与被告方均可能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此处特指“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于是就会有相应的证明标准。就我国民诉实务而言，证明标准由高到低概括起来有三种：一是“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二是“高度盖然性”标准，三是“盖然性占优”标准。

01.“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也有学者称为“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或“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严格证明标准等。它本来是我国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采用的证明标准，也直接被我国民事诉讼领域采纳为最高程度的一种证明标准。

目前我国民事领域有两部司法解释均直接规定了这种证明标准，分别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9条以及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68第1款，而且这两条司法解释的内容几乎只字不差（因为后者就是直接援引的前者）。按条文规定，对于

恶意串通

口头遗嘱

等5项事实的认定，适用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除了上面讲到的这些，尚有两个相关问题我们必须了解。

第一，认为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的这种观点，我们在不少学术论文或证据法书籍中还能见到，但此观点是不准确的。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会举出很多例证，比如《刑事诉讼法》第55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3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70条、《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05条、两高三部《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等条款均有类似规定，对于刑事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应当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以“证据确实、充分”就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那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其实我国三大诉讼法中的事实认定标准都可以近似概括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先说“事实清楚”这一项。《民事诉讼法》以及《民诉法司法解释》中，直接用“事实清楚”或同义措辞的条文就很多，比如法院的调解原则必须是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但实务中诸多基层法院法官经常是“和稀泥”式调解，为了结案了事，往往在还没开庭进行法庭调查之前就调解）、法院先行判决的前提也是相关事实必须清楚、二审法院是否维持原判的一种情形就是看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是否清楚等等。

我们再看“证据确实、充分”这一项。三大诉讼法均规定，证据必须查证属实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查证属实”，指的就是证据本身要“确实”，通俗理解就是要符合证据三性中的“真实性”。而“证据充分”，虽然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没有直接采用这种措辞的条文，但隐含这项要求的条文规定当然是有的。比如《民诉法司法解释》第90条第2款“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

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之规定，“证据不足以证明”指的就是证据不充分，那反过来理解就是，一方当事人要想让法院认定其事实主张的，必须做到“证据充分”。

以上这些，《行政诉讼法》中当然也有类似规定。也就是说，所谓的“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三大诉讼法都有（或明确或隐含），我们又怎能将这种要求拎出来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呢？事实上，无论什么性质的诉讼案件，即便是劳动仲裁案件，“证据确实、充分”永远都是被高悬的抽象目标，而这本来就是法律所追求的内在价值，也是应有之义。只是由于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的性质不同，因此在“证据确实、充分”所需要达到的具体要求上就有了各自的特色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证据确实、充分”更准确的理解方式其实是一种原则性的标准而已，好比不同级别的赛事中，对青年级别选手的优秀级别定为90分以上而对中年级别选手的优秀级别定为80分以上，同为“优秀”，但各自内在标准却不同。而且，《刑事诉讼法》第55条第2款、《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63条等条文中更是明确的将“排除合理怀疑”写了进去，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就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的证明标准而言，“排除合理怀疑”当然要比“证据确实、充分”更准确，因为前者才更突显自身特色。而且，实务中我们很少看到只用“证据确实、充分”来指称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情形（比如各种判决书中，都是用的“排除合理怀疑”），反倒是学术界各种概念折腾，我个人是极其反感的（我一直的观点是：此类学术研究，学术价值不大，但层累效应无穷）。

第二个问题，

恶意串通

口头遗嘱

这5项事实的证明标准，只适用于承担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证据法上，举证责任可分为“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我们常说的“谁主张谁举证”，更是指前者。至于后者，需要结合法律要件分类说来确定具体的举证责任承担方。一般情形下原告需要对自己诉讼请求举证，有时被告也需要对自己的事实主张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比如生活中常见的赠与合同纠纷，夫妻一方擅自将大额款项赠与第三者而另一方作为原告诉至法院要求第三者返款款项。这类诉讼中，原告方就需要对赠与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而且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

为何这里要将这一点单独拿出来强调呢，因为实务中包括众多法官、律师在内的法律人士，由于证据法基础薄弱，完全不懂“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与“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甚至压根不知道有这种概念。一说到举证，只知道“谁主张谁举证”这一句。典型的例子就是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者其他债务的，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规定的理解与适用上，完全是机械适用从而导致误用。比如前不久新闻上很火爆的一个案例，南京秦淮法院判决女方返还恋爱期间4万元转账，该案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说道：“男方有微信转账记录，已经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而女方主张是赠与，但无法证明，于是根据《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之规定，女方应该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且不论判决结果是否正确，这位法官显然是不懂证据法的，所以他不知道证据法上“否认”与“抗辩”是有区别的（实务中包括律师在内的很多人也都是混用“抗辩”一词，笼统的将被告的反驳统称为“抗辩”），于是他认为既然女方主张是赠与就得承担举证责任，女方毫无证据，只能败诉了。实务中类似的因不懂证据法而机械适用法律的判例很多，我们应当警惕。（裁判文书网中，仅仅是有关错误适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17条的判例就不少，我曾在《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中被告辩称款项是赠与的举证责任分析》一文中有阐述）

02.“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

“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是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最为常见、适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标准，也有学者称为“优势证据”标准。《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之规定，就是该证明标准的直接法律体现。至于该证明标准的适用情形，我们从排除法或反面角度来理解较容易把握，即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中除了适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和“盖然性占优”标准之外的其他案件事实的认定，均适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关于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内涵，实务中不乏有观点认为只要一方证据证明力大于对方证据证明力就可以认定相关事实了，这当然是一种严重误解。事实上，如果一方证据证明力只是大于对方但没有明显拉开“差距”的，只能认定为达到了“盖然性占优”的证明标准（下面第3部分）。从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立法的历史进程来看，我个人认为，其实2002年《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关于“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之规定就是关于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内涵较为准确的抽象表述。遗憾的是，《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转变了表述方式，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也舍弃了该条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官方教辅《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中认为《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的表述方式比2002年《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的表述方式更为明确（实务中有法官将2002年《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的规定理解成高度盖然性标准，也有的理解成“优势证据”标准）。然而，如果从法官内心确信的形成路径角度理解，恰恰是2002年《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结合《民诉法司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才能较为完整的表述高度盖然性的本质，即当一方证据证明力明显大于对方时，此时法官内心才会形成充分的确信，认为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至于这种“明显大于”如何把握的问题，可参考刻度盘理论来理解。

03.“盖然性占优”证明标准

这种证明标准，也有学者称为“优势证据”或“优势盖然性”、“释明标准”、疏明标准、自由证明标准等，在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实施以前只存在于证据法理论层面。尽管司法实践中其早被广泛适用，但一直未在具体的法律或司法解释规定中予以规定。根据2019年《民事证据规定》第86条第2款之规定，对于财产保全、证据保全、回避等相关事实的证明，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只需要达到“盖然性占优”的标准，通俗理解就是所提供的证据使得法官认为其所主张的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大于不存在即可。

这里也有一个问题有必要提一下。

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对这三种证明标准的称谓都存在不同的认识，比如有学者认为优势证据标准就是高度盖然性标准，但也有学者认为优势证据标准就是“盖然性占优”这种证明标准（即称谓上有点混乱）。这其实与我国证据制度是借鉴西方国家这一点有很大关系。因为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必然要通过语言翻译的方式进行，而同样的英文词组或语句在不同的学者眼里可能就有不同的汉语翻译方式；再加上学术“层累效应”的影响，时间越久就越容易造成上述莫衷一是的情形出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概念称谓如何，只要准确把握概念的本质内涵就不会造成认知上的差异。

但如果要较真的话，这里我可以很负责的给出定论：如果你要用“优势证据”这种措辞，那么它指的就是“盖然性占优”这种，而不是高度盖然性（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是从英美法系等国家学习借鉴的，“优势证据”（preponderanceofevidence）这个概念当然也是“舶来品”。所以要想理解理论或概念上的一些术语，还得从英美法系证据法研究起。就英美法系证据法而言，“优势证据”中的“优势”，仅要求一方证据证明力大于另一方即可，而不需要拉开差距到“高度盖然”的程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很多证据法学书籍上了解到，本文不展开论述了）。

注：关于三种证明标准在实务中如何理解与把握的问题，我会在下篇中讲到。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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