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商法的问题,关于目前中国商法研究的几个问题

商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我国没有单独的商法法典，商法研究长期以来一直依附于民法，这不仅使我国商法研究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在商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共识。2001年9月，中国法学会商法研究所成立，标志着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开始得到社会的认可。商法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2002年9月10日至22日，作者应邀到广岛修道院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在学校期间，受到了校长、副校长川崎、法务部部长、教授、朱教授、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副教授、国际交流中心主任张大津先生、熊谷子先生等的热情接待。我想表达我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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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安排，笔者为广岛大学的部分学生做了“中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演讲，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法律系助理教授铃木正彦先生自始至终参加了整个演讲活动，与我进行了多次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对此我很感激。演讲结束后，铃木让我整理演讲内容，以便交流。回国后，根据铃木纯的建议，我整理了演讲的内容，增加或减少了一些内容，由我校民商法博士生周超先生翻译成日语。请纠正不足之处。

一、商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近年来，中国学者积极从事商法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要点总结如下。(a)商法的独立性。 商法是规范市场经济关系中商人及其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的独立性是决定商法能否独立运行和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基础。商法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商法在内容上能否独立于民法而存在。关于民法和商法的区别，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立法价值取向不同。所谓立法价值取向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各国在制定法律时希望通过立法实现或追求的社会效果。二是当法律追求的多重价值目标存在矛盾时，最终价值目标的选择。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价值界定、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应该有明确的目的，应该有自己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民商法作为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已经被绝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认可。两者除了在调整对象和内容上存在明显差异外，在价值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当然，调整对象的不同可以直接界定不同部门法的独立调整范围，而价值取向的不同将决定不同法律立法的最终追求，从而使得不同法律部门的划分成为必要。民法与商法在立法价值取向上的主要区别表现在：在民法的各种价值目标中，最基本的价值取向是公平，即当公平原则与民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相冲突时，民法会首先选择公平，而在处理公平与民法其他原则的关系时，会以公平为先，兼顾利益与他人。由于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公平，民法的公平主要强调和保护个人的公平只限于经济个体之间的公平和平等，它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机会平等，不能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追求实质上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个人利益的本位法和维护个人权利的法。虽然公平的实现有助于个人利益的实现，但它当然不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与社会的公共利益背道而驰。民法不仅强调形式公平，而且强调实质公平。因此，公平不仅要强调严格适用法律规则，更要坚持对法律条文的机械理解，更加注重立法主旨，强调发掘当事人的真实意图，从而实现实质公平。然而，商业立法的最高价值取向是效率。在处理效率和其他法律原则之间的关系时，效率是最重要的，而公平和其他因素也要考虑在内。效益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是指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和实现。福利包括个人福利(个人福利)和社会福利(社会福利)。“个人回报率是从事某项活动的经济单位的总净收入。社会回报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中获得的总净收入(正或负)。它等于个人回报率加上社会中其他个人的净收入。”效益反映了社会活动实现的效益和成本的比率。追求个人利益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正是这种对利益的强烈追求以及对追求利益的充分尊重和保护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利行为具有合理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自利行为可以服务于有用的目的，即所谓的结果主义者的市场合理性；另一方面，个人有权根据自己的利益行事。这个推论是基于权利的概念。诺斯认为：“高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西欧高效经济组织的发展正是西方崛起的原因。”商法只是通过一定的法律规则来表达这种对利益的追求，并将社会和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制度范围内。即“通过经验发现，通过理性发展各种调整关系和安排行为的方式，以最小的阻碍和浪费，使整个效益计划发挥最大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商法不仅把效率作为其最高价值目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公平来实现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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