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自媒体时代快速便捷的信息传播渠道对传统的传播渠道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暴露出治理的漏洞。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时代，如何在保护合法利益和言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厘清网络谣言刑法规制的难点和重点是维护网络秩序、净化网络环境的关键。
规制的难点
虽然网络谣言在刑法中没有明确的定义，但也是有规制的。比如《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散布谣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第291条第2款规定，"爆炸威胁、化学和生物威胁、辐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是捏造的，或故意传播的”。其中，“造谣”、“捏造信息”是谣言的另一种表现。此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3年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第一案明确规定，第：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根据刑法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打击网络谣言的力度不小。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的少数案例中，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似乎存在诸多困难。主要原因如下：
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社会，大多数情况下很难区分网络谣言是真是假。一方面，什么样的言论是谣言？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另一方面，虽然政府有披露信息、澄清真相的义务(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目前即使是公民申请法律公开的事项也频频受阻，政府信息公开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数据时代，筛选海量谣言信息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总量和信息传播速度几乎不可控。与有限的司法资源相比，投入网络谣言案件侦查的资源捉襟见肘。这不仅涉及取证难等技术障碍，还涉及司法机关在处理传统犯罪时消耗过多资源。因此，刑法只能规制危害社会的严重网络谣言。
对网络谣言的刑法规制罪名分散、不完整，难以形成有效震慑。目前，刑法对网络谣言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领域，只针对一些特别严重的行为，并没有保护个人合法利益的具体罪名。此外，现行规范网络谣言相关犯罪的法定刑有过宽之嫌。例如，以散布谣言、诽谤或者其他方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规制的重点
在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现代，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刑法作为单一的治理模式对其进行规制。针对技术难度较大的网络谣言，更要注重治理的方式和效率。我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以便有重点地打击，有目的地规范，不失去精确性，防患于未然。
扩大信息公开的范围和程度，提升司法公信力，压制“小道消息”的生存空间。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明确规定了政务公开相关事项的范围，但美中不足的是，其他国家权力机关相关事项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对于人们比较关注的司法案件，“绯闻”泛滥影响了人们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因此，建议扩大信息披露范围，如适当披露党务、司法信息；改变方式
搭建网络对话平台，建立有效的政民沟通机制。在中国，许多网络谣言频繁发生的一个共同原因在于官方政府机构和网民之间缺乏适当的对话平台。畅通的渠道和有利的条件，既是疏导群众情绪、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提高群众在相关部门工作能力的需要。所以，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是控制网络谣言的另一种方式。
厘清网络谣言入罪的门槛。用刑法规制网络谣言在我国并不是创举，韩国， 美国等国家都有相关立法和明确规定。然而，从我国现行立法来看，网络谣言的认定仍然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这不仅体现在罪名的设置上，也体现在立法语言上。不同类型的网络言论应明确界定。例如，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言论，如果确实造成严重后果，具有重大社会危害性的，应当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对于一些属于网络但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谣言，基于刑法谦抑性的考虑，不能以罪论处。意见性言论、批评性言论、推断性言论、基于恐慌的言论、单纯的情绪表达以及基于可信来源的信息传播行为等都不应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增加对网络谣言罪名的统一规定，明确其构成要件。目前刑法在规制网络谣言方面存在较大的处罚漏洞，建议将现行刑法中关于网络谣言的规定统一为一罪，具体罪名可描述为：“利用网络故意捏造、散布虚构事实，足以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贬损他人人格，损害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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