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犯罪也呈上升趋势。网络的全球性、虚拟性和不确定性给刑事犯罪的认定，尤其是刑事管辖权的确定带来了新的问题。罪犯的居住地、犯罪发生地、结果发生地等因素可以成为刑事管辖的依据，因为它们在物理空间上与一定的刑事管辖区域相关。然而，当上述因素应用于网络空间时，它们与刑事管辖区的物理空间之间的相关性变得极其不确定。因此，有论者对网络管辖提出了新的理论，如以网站为新管辖依据的网站管辖理论，以网络技术相对发达的北京、上海等城市为优先管辖的技术优先管辖理论，以及仅以被告住所地和可执行对象所在地作为管辖认定因素确定侵权行为撤销地的理论。
目前，如何选择网络犯罪的管辖地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主要是基于网络犯罪的最终目的地、网络犯罪实施的地点、结果发生的地点。如何确定网络犯罪的管辖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案件的管辖以属地管辖为主，属人管辖为辅。 第二十四条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可以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犯罪地点是指犯罪发生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财产犯罪包括犯罪发生地和犯罪分子实际取得财产的地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网络行为的最终目的地
所谓犯罪目的，是指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希望达到的有害社会结果的主观反映。国外有从犯罪目的角度确定犯罪地点的案例。例如，2003年，来自美国，的18岁少年杰弗帕森，因生产一种被称为“冲击波”的变异病毒而被警方逮捕，这种病毒感染了7000台电脑，被美国媒体称为“青少年毒品之王”。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杰弗里帕森被指控“故意危害或者企图危害计算机安全”，这是基于犯罪目的追诉其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也是基于“犯罪目的”裁判管辖权的知名案例。
外国刑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7条规定：“所谓犯罪结果发生地，是指全部或者部分犯罪结果发生的地点，或者行为人认为应当发生的地点”；003010第9条第1款还规定：“犯罪结果发生地，或者犯罪人希望结果发生地，是犯罪发生地”。因此，有学者认为“犯罪地点是指犯罪人操作计算机的地点或者犯罪人利用网络主动指向的地点”。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行为人在网络空间实施行为时，都是在内心形成一定的动机后，通过实施网络行为来表达的，实施的行为大多有最终的目的地。
网络行为必须有目的性。因此，行为目的可以作为确定管辖权的连接点。如果行为人使网络上的特定人获得信息和数据，并希望他人访问该网页，或者打算将信息和数据发送给特定目标，这种积极主动的联系目的与目标位置直接有意相关。这种直接的、故意的关联，可以推定行为人的意思是接受目的地的法律，构成目的地法院管辖权的基础。
二、网络犯罪行为实施地
网络犯罪必须通过一定的计算机设备实施，犯罪地点应以行为人为中心，实施犯罪的设备为
所谓实施网络犯罪的地点，是指实施网络犯罪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或者行为人故意使用ICP服务器的地点。作案人主动实施犯罪的必要工具是其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被害人感知犯罪的必要工具是其使用的终端计算机设备。ICP服务器是犯罪行为在网络空间完成的终点，也是犯罪结果在网络上被感知的起点。可以看出，实施和发现网络犯罪和网络犯罪的计算机终端和国际比较方案服务器之间有着实质性的关系。因此，将有目的使用的计算机终端或ICP服务器的位置认定为犯罪地点，既符合网络行为的技术特征，又能最大限度地找到行为的源头，便于侦查打击犯罪。因此，网络犯罪实施地是确定刑事管辖权的合理依据之一。
三、网络犯罪行为结果地
所谓网络犯罪结果地，是指被害人发现网络犯罪的计算机终端或者被害人发现网络犯罪的具有目的和合法用途的ICP服务器。确认网络犯罪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对被告原则”。虽然网络犯罪和网络侵权有很大的区别，管辖依据也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一判断依据在网络空间的运用，在民商法和刑法领域都引起了类似的争议：以原告发现网络侵权或犯罪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或服务器的位置作为认定网络侵权或犯罪行为结果的标准， 原告可以通过公证从任何地方随意下载相关网页和邮寄材料，这将无限扩大原告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
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性，任何网络行为都会有无数的地方受到影响，如果将其作为管辖的依据，必然会导致管辖法院的泛滥。但是，侵犯商业秘密、间谍活动、网络入侵、传播破坏性病毒、逻辑炸弹、放置后门程序、偷窥、复制、更改或删除计算机信息等网络犯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犯罪前必须先侵入他人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因此，被入侵的系统局域网、计算机终端等设备所在地的法院应视为犯罪结果，对此没有异议。
基于传统的管辖权理论，第一上诉法院获得管辖权。即使第一上诉法院不适合审理案件，也可以根据指定的管辖权解决网络空间的管辖权冲突，而其他法院则自动丧失管辖权。相应地，在刑法领域，以被害人发现网络犯罪的终端设备和ICP服务器作为设备和技术参考因素，以“有目的的使用”作为主观审查标准，以被害人发现网络犯罪的计算机终端或被害人有目的的使用并发现网络犯罪的ICP服务器作为网络犯罪的结果，进而确定刑事管辖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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